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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体彩网
                                                    发稿时间:2020-04-08 19:57:05

                                                    小布什坦言:“如果我们等到瘟疫出现才去应对,一切都已太迟”。4月4日,《华尔街日报》总编辑杰拉德·贝克发出类似感慨:“除非厄运真的降临,否则人类不会认真以对。”

                                                    此外,面对疫情,与传统的能源、汽车制造业不同,科技企业表现出极强的反脆弱性,在线办公业务井喷,云服务、广告、出行行业则积极推动复工复产。目前,亚马逊、谷歌已开始游说联邦政府上云办公,脸书等公司则希望暂缓《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落地以减轻合规成本,优步等零工经济企业代表则以疫情期间为司机提供带薪病假、医疗保险为条件,换取国会的临时承诺,确保疫情期间企业不会因没有把司机划归正式雇员而遭起诉。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还是在全球互联社交层面,疫情从来就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保守派媒体口中的“恶作剧”。然而,在传统媒体与移动互联均高度发达的美国,精英与大众间却出现了严重的“话语断裂”。 “疫情凶险”一段时间内只存在于以科技精英和国会议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在主流舆论和社交网络中,疫情仍为“域外之事”且“可防可控”,这导致“信息先机”最终并未转化为“防疫优势”。

                                                    “话语断裂”:美国为何错失防疫关键期

                                                    其次,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社会趋于“内向化”,公众不仅对气候变化、武器控制等世界议题没兴趣,对事关本国福祉的跨党派讨论也缺乏耐心,既不关心人类共同命运,引以为傲的传统“社区”概念也遭弱化。一段时间内,美国将他国抗疫视作“别人家的事”。白宫早期的停航、关闭边境措施,以及后期截留他国救灾物资行为,无不展露出“内向化”的暗示;常规状态下,“内向化”并不会引起大的麻烦,但在亟需国际合作的抗疫大局面前,过度的“内向化”一旦消减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最终难免反噬其身。

                                                    实际上,行政中立制度的最初提出,即是为了矫正政党分赃制。特朗普执政以来华盛顿喧嚣不断,但美国联邦机器却依旧正常运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为行政中立制度在非选举季对于党派政治的纠偏。去年以来,在穆勒“通俄门”调查报告与“通乌门”事件中,也偶有事务官试图修正显著错误甚至规制总统的迹象,但由于类似事件“政治味道”十足,事务官的中立价值频遭质疑。在火药味十足的2020选举季,面对疫情夹击,“行政中立”又一次彰显出其修复党派矛盾的特殊价值。

                                                    在信息与技术之外,大选年经济维稳的客观需求让特朗普政府在抗疫之初多番调降疫情预期,外界普遍以此为着力点批评白宫抗疫不力。但客观而言,疫情爆发的第一季度恰逢两党党内初选开局,民主党也并未一早“吹哨”而是采取了“搭便车”策略,抓住“疫情不严重”的窗口期竞选。

                                                    此次疫情中,无论美国还是欧盟,人类作为统一社群的力量并未得到真实的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党制的正常化、文官中立或者数字科技的螺旋式上升,最多只能是让人类更好地应对一场当下的灾难。当另一场灾难来临,一切或又将从头开始。10日,日本京都府知事西胁俊隆和京都市的门川大作市长表示,考虑到京都府内新冠肺炎感染者不断增加,将要求中央政府基于法律把京都府列入“紧急事态宣言”对象区域。

                                                    在3月13日联邦政府宣布全美紧急状态之前,两党实际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即“选举为主、防疫为辅”,这是联邦抗疫不及时的基本背景。换句话说,党派政治影响抗疫的“锅”,应该由两党一起背。

                                                    “不相信”与“不执行”,首先根植于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以领先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自信”。然而,试剂盒数量和质量均不过关的问题很快暴露,防疫物资生产能力不足问题突出,大规模检测滞后导致对目标人群的隔离与治疗缓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科技面对感染状态不明且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群“难显神通”。一味“唯技术论”,将技术当做人性短板的兜底方案,忽略人的能动因素,这既是美国抗疫失利的原因,也是草根阶层学习与应用力钝化的体现。